“面对一份虚假的协议书,一二审期间我均依法向法院申请了鉴定,而两审法院却充耳不闻,不予鉴定,从而导致我两审败诉。”近日,广西百色市隆林驾校校长(以下简称“该校长”)苦诉。

  校长:一、二审法院未采信关键证据导致其败诉

  据该校长介绍,2010年5月21日,广西隆林县新州镇人黄仲升向该镇迷石屯黄某等10位村民租用了岩我至委同拿的12亩土地(以下简称“争议地”),租期为长期(此情有黄仲升提供的《租赁协议书》为证)。后黄仲升由于资金不足,引入王勇、王有忠、该校长共同开发该地,并将租地扩展到17.09亩(此情有校长提供的2010年7月9日与黄某等10位村民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为证),该合同书有黄某等10位村民签字,由当地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加盖公章。2010年7月21日,黄仲升、王勇、王有忠三人因资金不足自愿退出该地开发,由该校长一人自己经营,四人共同约定由该校长支付34.18万元(按每亩2万元计算)补偿金给黄仲升、王勇、王有忠三人,三人将该地的租用权转让给该校长,该校长支付了补偿金给三人,三人出具收据给该校长,并写了《承诺书》给校长,承诺以后该地的一切权益与此三人无关(此情有黄仲升、王勇、王有忠签字按印的《承诺书》、《收据》,及王勇、王有忠分别向二审法院写的《证明》为证)。

  2016年3月15日,黄仲升以一份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依据,向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法院起诉该校长,诉称争议地为黄仲升从村民处承租后转租给该校长,而非转让出租权给该校长,租期五年,每年五万元,现租期已满,要求该校长退出争议地。然而该《合作协议书》既无租期也没有注明每年租金多少,与黄仲升的诉讼请求不符。更重要的是,该《合作协议书》中的该校长签名与按捺手印明显造假,笔迹与该校长笔迹相去甚远。事实上,该协议上的校长签名与按捺的手印根本不是该校长本人所为。对此,该校长在一、二审中均要求法院对黄仲升提供的与诉求相关的唯一证据——该《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一、二审法院均不予理会,没有对该《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而是对黄仲升提供的证据——该《合作协议书》给予采信。对于该校长提供的有当事人黑字红印签印的证据以及王有忠、王勇作的证据、证词均给予否定,不予采信。

  2017年5月25日,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法院判决解除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这份《合作协议书》,并以该协议书约定的土地租赁合同期限届满,且该校长经催告后未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为由,判决该校长将争议地退还给黄仲升。对此,该校长不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该校长将争议地退还给黄仲升”的判决。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一二审法院审理后均认为争议地是属于租赁关系,是黄仲升租赁给该校长使用的,其中主要依据就是,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这份《合作协议书》名为合伙协议,实为租赁协议。

  “正因为一、二审法院未对这份涉嫌虚假的协议书进行鉴定,从而导致我两审败诉。”该校长这么说。

  谁是谁非?有合同、协议、《承诺书》为证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合同、协议等资料显示:

  2010年5月21日,广西隆林县新州镇人黄仲升与该县迷石屯黄某等10位村民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将黄某等村民管理使用的迷石屯的岩我至委同拿的土地(以下简称“争议地”)长期出租给黄仲升。

  2010年7月9日,迷石屯黄某等10位村民与黄仲升、该校长签订了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约定,黄某等村民将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黄仲升、该校长经营,转让总金额34.18万元,期限为“长久不变”。该合同书有黄某等10位村民的签字,有当地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加盖公章。

  2010年7月21日,黄仲升做出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黄仲升与该校长、王勇、王有忠四人出资共同开发迷石屯的岩我至委同拿场地(在协议书中未填写王有忠和王勇两人)。本人与王勇、王有忠因资金不足,愿意放弃该场地的经营权,由该校长一人自己经营。本人与王勇、王有忠在该场地所出资的一切费用该校长已一次性还清,从此该场地永远属于该校长一人所有,与我三人无关了。”该承诺书有黄仲升、王勇、王有忠的签名和手印。同日,黄仲升、王勇、王有忠共同出具了一份收据:“该校长交来平班镇民新村迷石公社岩我至委同拿(地名)场地承包流转金34.18万元,共有亩数17.09亩。”

  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就是该校长认定为虚假协议并请求一、二审法院进行鉴定法院不予鉴定的这份协议)约定:“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黄仲升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该校长投资,双方共同合作,筹建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协议》还约定,由黄仲升提供岩我至委同拿的土地作经营用地,筹建驾校的全部资金、设备由该校长负责,利润分成为,黄仲升占10%,该校长占90%,合作期限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疑点重重?

  对此,该校长认为,争议地不是黄仲升租赁给他的,而是属于其经流转取得。“这有一系列的真实协议、合同、《承诺书》等为证,且这些都是相关当事人的亲笔签字和按手印。”该校长说。

  本案从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阳光司法网上可以找到该案详情,案号是(2016)桂1031民初536号。从该案一、二审的判决书看,有众多疑点。

  一、该案的争议焦点是:黄仲升是将该地转租给该校长,还是将该地的承租权转让给校长?该案的所有证据及调查材料、证人证词中,唯一能勉强证明黄仲升是将争议地租给该校长的,就是那份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而该《合作协议书》有明显造假嫌疑,法院只需对该证据的真伪进行鉴别,即可辨明是非,为何一、二审法院均不理会?事实上,该协议书中作为签约乙方的签名及所按手印根本不是该校长本人所书写和按捺。对此,在本案一二审期间,该校长都曾申请法院对此协议书进行鉴定,但两审法院均不予鉴定。然而正是这份虚假的《合作协议书》成为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定案的主要依据。那么利用虚假的证据得出的案件结论又怎么可能正确呢?

  二、证据无法佐证诉状诉求。黄仲升在起诉中称,该校长与其签订了《租地协议》,租期五年。而其出俱的证据却是那份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表述黄仲升出地,该校长出钱办驾校,黄仲升派出财务人员参加管理,每年收益分成为10%,合作期五年,并未提及租金、租期。实际上,五年来黄仲升既未参与管理亦未领取分成,该《合作协议》从来未被执行过。

  三、法官为原告编造事实。该校长支付转让款的时间是2010年7月,而黄仲升提供的《合作协议》签订时间却是同年10月,先付钱再签合同明显不合常理。一、二审法院法官为黄仲升辩解的是理由是:原来是口头协议,后来再写协议是口头协议的书面化。而在黄仲升的起诉状及庭审记录中黄仲升、该校长双方均未提出过有口头协议之说。显然该理由、事实是法官为黄仲升编造出来的。

  四、法官采信证据的逻辑十分牵强。

  1、B没有买D的东西,所以就不存在给他人钱的事实,所以B提供的由A写给B的收据是假的!

  一审判决书中提到:“被告(该校长)实际上没有与迷石屯10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也就不存在给他人土地流转金的事实,故被告提供的《收据》,本院不予采纳。”(事实是,收据是原告黄仲升写给被告该校长的,证实黄仲升已收到土地使用权转让金,而不是10户村民写)。

  2、C没有最终使用该土地,所以他和A共同写的退出该土地使用权的《承诺书》是假的。

  一审判决书中提到:“证人王有忠证实其和王勇只负责平整土地,并没有参与办驾校,故对被告(该校长)提供的《承诺书》,本院不予采纳”(事实上,该承诺书是原告黄仲升和王有忠、王勇三人共同写,并承认已收到被告该校长的转让费,并承诺永远退出该地使用权。)

  3、仅凭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现在的口述,即可否定其以前签字按手印件的合同。该校长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中明明有黄某等十多个村民的签字并按手印,还盖有当地村委会的公章,而一审法院却依当事人韦某、黄某的口头证词否定该证据。

  法院不理真实合同,却用涉嫌的虚假协议来定案?

  本案中,该校长提供的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字、按手印、盖公章,而当事人王勇、王有忠出于正义之心,都书面证明该地是转让承租权给该校长,而非出租,并且转让方黄仲升、王勇、王有忠收取了转让费,该二人还在二审时出庭做了证。然而,对于这一切证据,一、二审法院均未给予采信,而是对于黄仲升出俱的唯一与本案争议焦点相关的有明显造价嫌疑的那份2010年10月1日黄仲升与该校长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生硬地给予采信!事实上,在一、二审期间,该校长一再申请法院对此涉嫌虚假的《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法院均不理会。

  法院为何不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

  有关法学专家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2010年10月1日该校长与黄仲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在当事人提出申请后,法院应当依申请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只要依法对该份《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本案的处理便迎刃而解,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鉴定程序,一、二审法院为何都没有履行呢?

  据悉,近日该校长已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此案处理情况如何,我们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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